王建勋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，求学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，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夫妇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。
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一个人要存在或者要活着的话，需不需要财产？我想答案应该非常明显。对我们来说，没有财产，人无法存在。比如你吃的食物就是一种财产，你饮的水、你穿的衣服、你需要花的钱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财产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，财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，没有这个权利的话，甚至连非常重要的生命权都无法保障，因为食物也是财产，没有饮食，就得饿死。所以有理论家说，财产权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。
杜光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，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，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，任干事长兼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》双月刊主编。
总的来说，我认为改革的性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，是民主主义革命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。反封建、反专制的民主革命，从100多年以前的洋务派开始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完成。我们要完成的，就是从洋务派开始的、一代代前辈们前赴后继要完成的民主革命的任务。
杨鹏，1963年生于云南昆明，1981入北京大学，1988年获北大西语系文学硕士学位。曾任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、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，现为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。
天人合一”这个说法，现在经常被用到，大家似乎都认为，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天人合一。问题是，这个“天人合一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自己研究中国的古典哲学，我认为“天人合一”这个概念确实特别需要我们认真了解一下。季羡林先生为天人合一写过两篇文章，我觉得他没把问题讲清楚。今天我希望与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些中国原典资料，我们一起来分析和总结，把天人合一的内涵给弄清楚。
范亚峰，1969年生，安徽人。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，获法学硕士学位（外国宪法）。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获法学博士学位（比较宪法）。
首先我从最近的形势开始谈。从2008年到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观察，社会的变化、各种事件非常多，比如说群体事件，各种自然灾难和社会各种公共事件层出不穷，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带来了困难，如何理解08年到09年的中国社会？如何来理解未来的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变局呢？我在这里面尝试给出一个框架，基于党国与社会的一个框架。
崔卫平，江苏盐城人，198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文艺学硕士，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。主要从事领域：文学和电影理论及批评，政治理论，当代中-东欧思想文化。
显然这个忧患意识是来源于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。但是我要说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历史当中，这个所谓的忧患意识由不同的人表达出来，表达者有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语境、不同的时代，所以实际上这个忧患意识并不是一个整体，而是呈现出一些不一样的面貌。这是我们在理解这个词的时候需要辨析的。所以我们就先来简单辨析忧患意识不一样的面向。
张千帆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，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》主编，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，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。
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，这30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法治进步，包括行政法治的进步，但是宪政不仅没有进步，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起步。宪政没有起步，所以名义上《宪法》是最重要的法，但实际上《宪法》是最不重要的法。我们大家都是知道，中国有个法律位阶，有个法律的金字塔，《宪法》高高在上、在顶端，是最高的法，但是最高的法往往也是最不管用的法，层次越低的法反而越管用，这是一个悖论。那些乱七八糟的红头文件、内部规定，层次最低，不能跟法律更不能跟《宪法》相比，也有很多规定可能我们都不知道，但它们是非常管用的，高高在上的《宪法》反而不管用。所以中国目前可以说宪政还没有起步，但是我们却有很多的宪政问题
张大军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，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。曾在多家大型跨国企业任职，现为民间学术机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理事。
费正清的模式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华帝国本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帝国，过去几千年就是王朝循环；中国人的世界观、宇宙观也都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东西，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。到1840年以后，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被动地卷入所谓世界一体化的大潮之中，中国所有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觉得清末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比我们更清楚，因为那个时代他们遭遇中国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而他们所承袭的一套东西都是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下来的，所以他们很自然地觉得西方的东西跟我们的很不一样。
毛喻原，男，1956年6月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，大学本科，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。先后任教于中国农民大学、四川函授大学、西南计算机工程讲习院、桂林教育学院。作品有《永恒的孤岛》、《梦幻的大陆》等。
这五大关系可以理解为现在的终极根据，即世界万物的源泉、基点。人是由五大关系构成的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归于对这五大关系的利用，且这五个一定是全有，而不是一个两个。一个人在懂事之初，虽然无法认识到其生活是由五个方面组成的，但其活动范围总也是在这五大关系里，区别就在于每个人在这五大关系里的投入的精力多少不同而已。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有拥有五张银行卡，人们可以把自己的钱分存在不同的账户里，在哪个账户里存钱多，哪个账户里存钱少，他可以自己选择。
余习广，原籍燕赵，长于湖湘，北京大学法学硕士，原中央党校教师。自称“当代中国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”。 主持“共和国上书史”系列、“大跃进·苦日子研究、大跃进·苦日子百县典型调查”、“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”系列、“文革造反夺权大典”系列；《擎起共和国圣火：从右派囚徒到国策死刑犯》等。
正儿八经的讲，今年是大跃进高潮50周年，是大饥荒50周年纪念。大饥荒最终导致了5500万死难者，导致了3亿6千万以上人次的国人因饥饿患上了浮肿病、紫肝病、胃下垂，妇女绝经、子宫下垂，那是当时普遍的现象。但是遗憾的是关于“大跃进”和大饥荒的研究，因为种种情况的限制，大陆现在还不具备出版和研究的前提。那么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讲什么呢？上次讲的是从“大跃进”到苦日子——国外叫大饥荒，老百姓叫苦日子，这是整个历史阶段过程的阶段划定。今天主要讲的是一个断代，就是庐山会议以后，如何因个人意气造成了整个民族空前绝后、史无前例的大悲剧。
邓晓芒，男，1948年4月生，湖南长沙市人，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，获硕士学位，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，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，专攻德国哲学，亦研究美学、文化心理学、中西文化比较等。
关于自我意识的结构，我长期思考的结论是这其实是一个自欺的本质、自欺的结构。听起来好像有点不习惯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一讲到自我、自我意识就觉得那是最真诚的。你面对大千世界，对各种各样的现象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判断，而这些判断后面总是会有一个自我隐藏在那里。于是我们就认为回到自我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清醒、最真诚的时候。但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结论是，我发现当你认为自己是最真诚的时候，实际上你的自我还是有一个结构在那里，而这个结构是导向自欺的……
温克坚，自由职业者，时事观察员，现居杭州。
追求民主的话，很自然就联系到选举，关于选举和民主的关系有很多种说法。在我看来，选举约等于民主，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，但是没有选举那肯定没有民主。选举是民主当中最让人兴奋，最挑动人心弦，最需要大家参与的这么一个最娱乐化、最八卦的、政治当中最核心的部分。
王俊秀，博客网总编辑，社会转型问题研究者，后改革学派发起人。
为什么会抽取1978-2008这个时间段呢？实际上民间对“三十年”有它自己的一个好像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划分，比如说民间有“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”的说法，它认为“三十年”应该是一个总结。
郭宇宽，著名媒体人,曾任《南风窗》高级记者和央视《新闻调查》栏目记者,现供职于《南都周刊》,1999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。郭宇宽的新闻作品大量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以及民生问题,主要代表作品有《拆迁备忘录》、《悲愤的朝圣之路——上访者群体调查及对造成上访的制度文化土壤的思考》、《天价住院费》等。
最初我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，也跟大家想的一样，来自于生活中的一些直接的体验，也就是做新闻工作时感到的一种压迫感。这种压迫感，具体说来就是：你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报道不出来，而让你报道的东西你却不感兴趣。这是一种常规的困惑。任何一个问题，如果要上升到一定的学术价值，就需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清晰的界定。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对新闻自由的抱怨上，就很容易把新闻自由搞成一种头疼一样的症状，就是说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你会觉得不爽，这个不爽就像头疼。头疼可能有一千种理由，但是对于头疼患者来说，如果医生问你哪里疼，你可以向他描述，但你讲不出来这种疼痛的根源在哪儿，你只能说自己头疼。仅仅这样无助于我们理解问题背后的本质，就像头疼一样，它背后可能有一千种原因。
莫之许，1969年生于四川乐山,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,资深盲流。自1998年起进入文化传播界,曾任职于《战略与管理》杂志、《华夏时报》,后为独立图书策划人,策划出版《非常道》、《哈耶克传》、《我反对》、《美国草根政治日记》等图书。
说到执政党的执政思路，我也想起来有一个笑话，大概是2001年时候的笑话说三代领导人就是分一二三：老毛是“一”，万众一心、排除万难，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，阶级斗争为纲，纲举目张，都是“一”；到老邓这边就成了“二”，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，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，说到香港台湾问题来了个“一国两制”，反正就是“二”；到老江就变成“三”了，三讲，“三个代表”，特别是01年奥运申办成功的时候，他也说我讲三句话，他就是“三”。最后我想小胡是不是想朝“四”方向发展：去年“六二五”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持，坚持改革开放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科学发展观等；最近达赖同志有问题，他也要说四个不支持。看起来朝“四”这个方向比较明朗。
李炜光，1954年生，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、学术带头人、博士生导师，《现代财经》（天津财经学院学报）杂志主编。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、客座教授。著有《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》等作品多部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。
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经济增长，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，大家都成了直接税的纳税人，就是说每个人现在都要纳税的。过去为什么不关注？因为我们大家都没到起征点，都算不上纳税人。我们国家现在影响最大的就是个人所得税，个人所得税在它出台的时候，就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是对于外资人员征收，不是对我们中国人，中国人那时候收入还很低，远远够不上。实际上行话不叫起征点，叫免征额，或者叫宽免额或者叫扣除额都行，就是不能叫起征点，因为起征点跟它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，学术上严格说不能叫起征点。
李铭，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副理事长，《中国台湾》杂志总编辑，中国全民民主统一会/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任。
很多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，所以他会操纵司法，慢慢来换得陈水扁比较舒服的时候。第二招就是请美国的前在台协会的理事历史主席夏馨新到台湾去，下飞机就以他夏馨新的身份来发表依然有效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就没有人来得及开始去核实美国这些各个行政单位去讲说，他讲得有效、无效，因为第二天就要投票了，可以就打击马英九的诚信。如果这两招全部兑现的话，国民党是不会赢的。所以他赢了200多万票选，为什么全党都会哭泣？事实上有很多的事情，他们都认为挺难得的，非常难得的有了这样一个情况。
贾葭，200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先后做过电视编剧、教辅编辑、八卦记者、时政编辑。现为香港某新闻周刊编辑，为数家杂志撰写专栏文章。 何京锴，《纵横》杂志最年少的成员，杂志台湾和美国问题研究员和专栏作家。 （图为何京锴）
由于台湾人享有信仰自由，同时按我们说就有些封建迷信色彩，所以抽什么号对他们来说很重要，抽什么号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准备好相同的口号，就说1号我们叫“签王”，就说谁抽到1号签就谁就会认为他对这个选举有个好运气。所有的候选人因为你不知道之前抽到什么号，所以他会对所有的号码都会有准备，我如果抽到1号我要怎么说，2号怎么说。四年前的时候，对陈吕组合，民进党是1号，国民党是2号，当时民进党喊出的口号是“台湾第一，民主第一”；国民党当时抽到2号，他准备说是“二次政党轮替”。
张祖桦，宪政学者。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、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、中国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。著有《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》、《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》、《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》、《论"民主兴国"》、《中国国家结构改革》、《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》等。
中国自近代开始的社会转型是一极其艰难困苦的过程。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，但是转眼百年过去，大陆却还是专制依旧。其中一个原因是李鸿章所说中国历史上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其二是应对这一全方位的挑战，中国的本土资源显得很不足，本土的兵器库中的兵器大多太破旧，没法派上用场。必须按鲁迅说的拿来主义，从外边引进一些合用的兵器。我本人近些年来主要参与引进三大兵器：一是宪政民主，二是公民社会，三是联邦制度（如西藏、台湾问题的解决），各写了一本小书。目前正在致力于引进第四件兵器：纳税人权利；第五件兵器：社会运动。